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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论《中华傅氏通谱》(五修稿)

2013-09-27 13:20 浏览: 4092 views 我要评论(4092 条) 字号:

摘要: 再论《中华傅氏通谱》(五修稿)—— 对纂修《通谱》若干问题的商榷河南睢县党校   傅文彬        在《<中华傅氏通谱>...

再论《中华傅氏通谱》(五修稿)

—— 对纂修《通谱》若干问题的商榷

河南睢县党校   傅文彬

        在《<中华傅氏通谱>简论》中,我对纂修《通谱》的大好形势,历代傅氏名人在《通谱》中的重要位置,《通谱》的编纂方法,各支系与《通谱》的对接,编修《通谱》的难点及解决办法等问题作了详细论述;又在《略论<中华傅氏通谱>的基本框架》中,对框架的内涵,框架的形成过程及重要意义等问题又作了阐明。现再对《中华傅氏通谱》若干重大问题提出商榷,以促进《通谱》的早日诞生,也了却我与广大宗亲多年的夙愿。

因好多宗亲尚不了解我前几篇文章的内容,所以我在这篇《再论<中华傅氏通谱>》中,对许多问题反复表明自己的观点,以通过商讨取得共识。

一、齐心协力,团结一致修《通谱》

编修好一部精湛完美,人人满意的《通谱》,决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,而是全傅族700万宗亲多年的期盼与梦想。这要求每个族众与社会有识之士都为《通谱》献计献策。我已为此奋斗了10多年,特将积累的部分资料和研究成果毫无保留的奉献给全傅族,我的真知灼见也开诚布公的提出来,供大家参考。

先前,我把“华夏傅氏文化研究院”与“中华傅氏宗亲联谊总会”的相继成立,看成全傅族的两件大喜事,因为从此广大宗亲有了自己的亲情组织,也有了自己的科研机构。这是我们寄予厚望的载体和依靠,希望能够相互协调,和谐发展,共为傅氏文化开拓进取创造佳绩。我曾说过,机构成立后决不是万事大吉了,应不断改革完善机构功能,充实新鲜血液,才能不断增强活力,提高效能。并应迅速理顺好关系,在平陆建立史料馆,和少而精的《通谱》研究和写作班子。明确分工,尽职尽责,切切实实的做好资料收集,谱系调查,序言编写,派语字辈优选,名人考证及家教族规制定诸项工作。我深信这些意见会对篡修《通谱》起推动作用,诚心提出来,不会使人失望。可几年过去了,却依然如故,修谱工作并没有新起色。试问:把原来的族谱或宗谱送上去,改改名称,换换包装,加几个合影照就算《通谱》吗?那也太容易了。没有统一的内容,统一的脉系,统一的派语字辈,统一的谱谍,这算什么《通谱》呢?全族有多少人认可呢?我希望把分力变为合力,统一认识,统一目标,统一组织,统一行动,只有团结一致,齐心协力才能完成前人未竟事业。统一认识,即修什么样的《通谱》,两个组织要坐下来商讨,达到思想认识一致,即确定统一目标;在此基础上再建立合篡《通谱》的组织班子;编修班子再精心设计出《通谱》编修方案,全面规划出有关事宜,如谱系调查登记,各种史料的收集和保管,所需资金的筹集和使用,《通谱》的内容结构、组织机构的建立和分工协作、办公地点的确立及《通谱》的印制和授发等等。目前各搞一套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,全傅族也不能再容忍下去了,希望迅速回到正道上来,不要再搞无味的消耗了?不团结、不和谐不符合傅说精神,不是傅氏文化的组成部分,更不符合当前全国全世界的发展形势。两套班子,两种效果,只能给世人留下笑柄。

二、群策群力,发挥全傅族的智慧

《通谱》是一个跨越3000多年历史的伟大工程,他的开创也能为华夏千万个姓氏理顺好宗支脉系,续修好《宗谱》开一条先河。更能了却全傅族宗亲多年的心愿。要修好《通谱》必须靠大家的力量,群策群力发挥大家的智慧。这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,也是我们傅族的优良传统。但在傅族的少数领导人中,却习惯于搞一言堂,不搞群言堂,会上会下总爱滔滔不绝发表“一贯正确”的意见,一人说了算。依靠少数人出谋划策,实际上总免不了有很多偏见。南昌会议,最后半天本来应是参会人员集思广益的好机会,可惜却不给机会发言,一个人抢着说了几句,又立即被制止下来。结果是争论难平,压而不服,不欢而散。平陆会议又出现了类似的僵持局面,大家纷纷举手要求发言,又被制止。我幸亏提前作好不让发言的准备,会前写了两份书面意见分发大会,我的意见还被扣上了“不和谐”的帽子。因此,我一气之下辞去了副主编的职务,大家都为这种不正常的情景而愤愤不平。长此下去,发挥大家的智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!一定要改一改这种不民主的作风。不要怕乱,只有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,是非越辩越明,《通谱》才有希望早日面世,靠少数几个人决断,必然留下后患。

三、《通谱》的基本框架是什么?

我研究傅说和《通谱》10多年,从各种历史资料《25史》、《中国名人大辞典》、《辞海》、《辞源》、《四书五经》及现代各种图书资料和部分族谱中广泛收集近200位傅氏名人的血缘关系,把他们剪贴排列起来,形成了傅氏名人血缘关系图谱--即《通谱》的基本框架,曾得到一些人的首肯与赞扬。因年龄和身体原因,我把研究的成果奉献给《通谱》,也奉献给全傅族宗亲。我不为名利所动,辞去要职,专心致志投入傅圣文化的研究。这些历史名人打造了历史的丰功伟绩,是支撑各朝代的骨干和顶梁柱,是永垂史册的精英豪杰。他们在《通谱》中有当然的一席之地,没有他们,便形不成《通谱》。是他们继傅说之后把各支系繁衍播迁于全国、全世界。他们的历史功勋共同谱写了华夏历史的篇章。他们是我们后代进行家教的极好教材。基本框架是《通谱》的基本架构,是唱响《通谱》的重头戏,亦可作为各支系与《通谱》接轨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《通谱》的序言该怎样写?

《通谱》的首篇文章--序言,是《通谱》的主要文章,也是《通谱》编修成败的关键,必须写好。怎样写?我认为必须把弘扬傅说精神贯穿其中。首先应全面精辟地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思想、文化、哲学、道德等多领域,阐明我们国家第一位宰相兼圣人傅说,对国家、对中华民族、对世界文明所作的丰功伟绩和巨大贡献。其次说明傅圣文化是中华民族和世界文化的根基文化、启蒙文化、创始文化,是诸子百家学说的根本原理和各种文化理念的起源,是世界文化中一颗璀灿的明珠。没有圣人就没有人类社会的文化和进步。首肯和确认傅说始祖的历史地位,我们应从各种历史材料中引论傅说是傅族的起点,傅姓的起源,傅氏血脉的源头,是我们傅族的最早祖先。没有他,便没有殷商王朝的伟大复兴;没有他,便没有今日中国和世界的文明;没有他,便没有繁衍播迁全世界傅族的历史。追根求源,遵祖敬宗,就要大力弘扬傅圣文化和傅说精神。《通谱》要高举这面旗帜,这是全傅族的光荣职责。

五、有关《通谱》中若干问题的商榷

南昌会议上,湖北傅传松是唱主角的。他在会上宣读了《中华傅氏共祖世系汇考》,展示了《中华傅氏共祖世系谱》。许多与会人懵懵懂懂,一时难以分清是非,我回来后认真研究了他的几篇论著,写了《对傅传松<中华傅氏共祖世系汇考>之我见》及《对傅乃吉<中华傅氏通谱>(总谱头)编修方案的意见》。平陆会议上,我把两份书面意见交给傅治华分发大会,结果等大会结束时才发给大家,连看的时间都不给,岂不是泥牛入海,白费心机。会上还要求人人表态,同意传松意见的又搞个莫名其妙的签名活动,我也违心地顺从照签,以观其行。

因传松文章中说,是根据《25史》考证的资料,又说“是得到会长傅加星、副会长傅文山及傅治华等多位领导的大力支持,还有10多个省宗亲提供的材料做参考汇集而成”。所以这种文章独具权威性,许多人怎敢冒昧提出不同意见。我翻阅审慎,觉得有许多不妥之处,以对历史负责、对全傅族负责、对子孙后代负责的责任感所驱使,无所顾及,提出书面意见与之商榷,也让宗亲们明辨是非,使《通谱》出台,少走弯路。

(一)“共祖”与始祖问题

在“汇考”中传松全篇贯穿了“共祖”一名词,这在其他书上并不多见。什么叫“共祖” ?他给“共祖”定义为:“对我们家族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名人,可以称之为“共祖”,又说:“现有世系中,尚未四散分布的共祖应列到64世唐初的傅奕为止,是最恰当的。但考虑到之后还有许多历史名人对傅氏的兴旺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,而且是多个宗亲信奉的开宗祖,如傅尧俞和明初的傅友德,如不列为共祖的话将不利于家族的宣传,因此,我建议将共祖列到97世傅友德为止。”

傅传松把我族的历史名人傅奕、傅尧俞,傅友德三人挑出来列为共祖。那么,我们的祖先傅说,西汉的开国元勋、北地世系的一世祖傅宽是不是“共祖”,我编制的《中华傅氏通谱的基本框架》中可历数的10位宰相,20位进士壮元,30位高功封侯,40位御史将官,如傅俊、傅燮、傅咸、傅亮、傅游艺、傅冠、傅以惭 ……算不算共祖呢?他们在历史上 有没有过重大影响?“产生过重大影响”这个标准怎么掌握呢?有必要再找出几个“共祖”与“始祖”并驾齐驱吗?

我说“始祖”和“共祖”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,必须分清。“共祖”言下之意是共同的祖宗,没有开始的涵义;而“始祖”是我们开始的祖宗,通俗易懂,是中华文化多年形成的名词,如果说傅说是我们傅族的“始祖”,本族和外族都供认不讳。所以叫“始祖”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如果真要找“共祖”,我说太昊伏曦、炎帝、黄帝才是我们中华民族各姓氏的共同祖先。

另外,传松的《中华傅氏共祖世系汇考》,还会被人片面理解为:是傅奕、傅尧俞、傅友德三个“共祖”的“世系汇考”,而完全没有包涵始祖傅说世系汇考的意思。

(二)30年为一代分世问题

30年为一代分世是否算作规律呢?我认为,传松在《中华傅氏共祖世系汇考》中引论了极为不妥的例证,说明有不可辩驳的权威性。一是把历代帝王与胡锦涛罗织在一起。大家知道,奴隶制,封建制的帝王是个很特殊的阶层。5000年来各朝代并不是同一个姓氏世袭的家族,怎么能连贯在一起呢?帝王更迭通过宫廷政变,谋反或起义改朝换代:社会主义国家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,按民主制度更换领导。各朝代帝王的在位时间差别很大,有的皇帝一帝只几天、几个月、几年,也有的十几年、几十年,常因宫廷政变父杀子,子杀父,兄弟相互残杀等现象屡见不鲜。他们的寿命不是自然生息,而是受政治、受人为的因素影响太多了,你举例自武丁皇帝至蒋家王朝的3284年中共210位帝王,平均一帝只有10年10个月,寿命平均16年零8个月,这根本不符合某一姓氏的自然繁衍的历史实际。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领袖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江泽民、胡锦涛等多少年为一代,你却不作正面回答。这样考证出来的结果,对傅族,对各族又有什么意义。你又说“自武丁黄帝至胡锦涛共118代”,符合30年一代的规律。如按照《辞源》所列《历代建元表》(附后)对照,自西汉到清朝的2501年中就有帝王339人,平均6年一帝,与你说的118代差别更大。辞源上自西汉至清朝建元表上就有帝王339人,如加上武丁皇帝至清朝这一时段,共有皇帝389人,不建元的皇帝,中国的几位领袖也未计入在内。是《辞源》写错了,还是你漏掉了三分之二?我说《辞源》中所列《历代建元表》用来查证历代名人生死时间及所在朝代,是再好不过的依据。也请宗亲们审视、比较、判断。代距是同族同姓连续10代人所生时间计算出来,对本族才有代表性,即有亲密的血缘关系。你把不同姓氏的人、毫无血缘关系的人联系在一起,算出来的代距能符合客观实际吗?

二是你引论孔子世家,说明也符合30年为一代的规律。自孔子以来已繁衍80代。孔子是公元前551年8月27日生,距今已经2560年,平均代际为32年。如再往上推,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,开始姓孔,而他的生死年限却不确定。孔子为皇帝的48代孙,皇帝的儿子玄嚣即少昊,其41代嫡长孙为孔父嘉,约在6000——8000年之间,更无法查找代距。而且当时先民生活条件恶劣,平均年龄在20-40岁之间。所以30年为一代无须这样欠符合历史实际的验证。你把各世系按30年为一代套用的结果如何?江西丰城支系缺10代,湖北汉沔支系缺7代,闽杭白沙支系缺4代等等。那么这些缺代既无名字,又无他们的生死时间,要补缺断代,如同大海捞针,怎么查找?这只能给后代留下无边无际的谜团。

我说30年左右为一代的代距 (或代际),只是我们验证先辈的生死时间或朝代的参数依据,不是十分准确,只能是八九不离十。《闽西傅氏族谱》在《存疑备考》中说得好“为让后裔子孙了解先祖生于何朝何代,以及代与代之间的时间距离是否合理,可用‘代距简便检测法’来核对。……30年左右为一代,这是历代谱谍专家常用的依据。”并列举“始祖傅说至尧俞公73世,平均代距为32年”,本宗支的五例代距分别为31年、30.5年、23年、36年、24年,不等。因此,我们只能用来作检测参考,决不能一概机械套用。否则,便会产生不为人们所接受的更多的疑虑。孔子对此也有过名言:“虽不中,不远矣!”我们应深刻领会“不远”的含义。

(三)全面考查源流世系问题

我族的源流世系分布广,支系庞杂,有些是许多支系交汇在一起。我们应该在申报汇总的基础上对各支系进行全面的调查、清理,理顺好各支系的关系。否则,我们编修的《通谱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。

傅传松在《傅氏源流世系考》中,把现在的32大世系归为六类,其中有31支在江南,内有湖北4支,湖南4支,江西4支,广东福建4支,其余在云贵川等省。而江北的仅列举了河南睢县一支,又在归类中抹去了。就是说,你河南睢县也不够六类的标准。6类全部在江南,难道说傅族的发祥地在黄河流域,后来一支不剩全部迁至江南去了吗?你看山西平陆世系是老宗祖的灵地,甘肃、宁夏的北地傅宽世系,河南济源的尧俞世系,河南睢县的浑公世系,山东聊城的以惭一斯年世系,山西的彭真、作义、傅山世系、鲁、豫、皖的傅友德世系……,这十几大宗支世系不是与江南的世系同步发展壮大吗?怎么就一点踪影也没有了呢?你《共祖世系考》忘掉江北的一半,我们编修的《通谱》,决不是顾此失彼,厚此薄彼,不全面不完整的《通谱》。你在文章中又说:“各地陆续出现了许多傅氏源流世系,其中以福建上杭傅恩林宗亲,河南睢县傅文彬宗亲,重庆万盛傅剑波宗亲所编的世系表较有特色”,“可惜均未加以考证”。又说:“真正以国史为据严格进行科学考证的不多。”言下之意,只有你才是真正以国史为据严格进行科学考证的。而把其他人多年来的调查考证劳动成果一口否定,都属“无依据”、“不科学”、“不可靠”的。我对你这种说法有不同意见。我认为不论谁研究的成果都付出了辛苦劳动,不论对错,我们都应该学习他有益的一面。

(四)、“原姓说”与“赐姓说”相统一问题。

从《25史》、《 中国名人大词典》及《四书五经》、《先秦帝王传略》、《中国通史简编》等多种史料中,得知武丁皇帝“赐姓说”,皇帝后裔大由“原姓说”,相存不悖。原姓说撇开了皇帝圣言,赐性说又撇开了傅说的原本,两者均有片面不全的缺处。我同意传松把两种说法统一为一种说法的观点。皇帝裔孙大由被封于傅邑(原虞虢交界处的傅岩,古傅国),大由繁衍子孙都以傅为姓。商朝武丁皇帝继位后不愿再衰败下去,求贤若渴,便微服私访,在傅岩旁仙人洞发现了说,交谈中说对安帮定国、治理殷商,有智有谋,胸有成竹,侃侃而谈。武丁即举说为相,说诚心辅佐,使殷商大治。因说初显圣于傅邑,威望甚高,故武丁赐说姓傅。这不仅使圣言有了可靠的历史依据,也使两种说法有了因果关系。同时,原姓说衍进为赐姓说,其内涵还有一层,那就是皇帝自有的尊贵,圣言一出,全傅族不就永远感谢皇上圣恩吗?所以两种说法不能孤立分割,而有其内在地有机地必然联系。

(五)、对傅说第二代多种说法的统一。

一子说:“奇”、“恒”;二子说:“奇”、“宣”、“国祥”、“国瑞”;三子说:“奇”、“宣”、“伯征”;四子说:“奇”、“宣”、“恒”、“伯征”等等。本人根据以上四种说法,取其共性,并容兼顾,列为四子:国祥(奇)、国瑞(宣)、恒、伯征。因《睢阳傅氏家谱》中,二子为国祥、国瑞,平陆傅相祠中塑像有二子“奇”、“宣”,二者统一起来“国祥(奇)、国瑞(宣)”,一可解释为大名与小名之分。二是解释为名和字,免于不必要的纷争。我县傅汝弼在《睢阳傅氏家谱自序》中说:“说公字君访娶彭氏生二子长国祥次国瑞居山西太原府平陆县。”而且在我县家谱世系中确实有明确记载:“一代始祖,二代国祥国瑞”。这一新发现不容忽视。一是说公字君访,即皇帝亲自访贤纳谏的意思。二是二子国祥、国瑞。这决不是他个人编造的,一定会有史料为据,他怎么敢给我们的始祖和他的二代起名字呢?这如果在《通谱》中不能反应出来,待《通谱》完成若干年后再作补遗,对本族对世人都无法交待。因此,对说公后不书字君访,二世不书国祥、国瑞的写法,我不能苟同。

(六)断代与错代问题

我认为,在基本框架中,3-38世的空缺断代,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缺憾,我毅然坚持在框架中以山西平陆相应世系切入为妥。因这一时段的人口流动性不大;二是这一时段其他地方傅族中出现的历史名人不多;三是47年的源流世系表也以平陆相应世系来填补。框架中仍有84-89世空缺断代,尚需共同考证准确后填补。

传松在文章中与我编制的《基本框架》中的世代有些地方不相吻合。如宽公两子华、精,各生一子贤、则;42世猷、偃各生一子介子、元子,直到44世厂。而在44世后却出现了52世宣的儿子子孟、中叔、子元、幼君,而这四子实际是介子公曾孙长的后裔,希望共同探讨后取得共识。

(七)伏公的儿子是谁?

传松把伏公列为63世,我在基本框架中把伏公列为61世。本人从《25史》中查证出伏的儿子为“洛”,而“世宽”的名字在《25史》中也未曾查出过,因之不能轻意否定,故我在伏的儿子“洛”下书世宽,洛的儿子为文杰,世宽的儿子为交益。

(八)对傅友德的世代定位问题

傅友德(1326-1394年)明朝名将,颖国公,《25史》中有传记。明史卷129页(总3799页)详载(略)。传松在《共祖世系汇考》中,列为91世,在《共祖世系谱》中列为97世。重庆傅氏族谱中将傅友德列为101世。我从友德公的生卒年限查证应为90世。又从《山东曹县傅氏宗谱》中发现有:“世祖友亮明相,亮公之胞弟颖国公友德公”。又从傅坦履在《傅氏家谱序》中称:“我迁始祖兄弟三人,长门有亮公,二门有德公,三门有常公”。本人以此将90代扩宽范围,以便各宗支查证对号入座。但“胞弟”与“兄弟三人”又有不符之处,我保留原意。友德公的下代有四子、五子说,我取五子说(傅荣、维忠、维春、维正、维忧),这样可包容多个支系,又从其他资料得知维忠的儿子叫彦名,友德五世孙(彦名的孙子)为傅瑛。

(九)对浑公的世代有异议

传松在《傅氏共祖世系汇考》中称:“浑、篡公次子。在晋成帝咸和年间(公元326-334年)任襄邑令(今河南睢县),有惠政。南朝梁代御史江革颂之曰:乃冰其清,乃玉其白,云抗其高,雨垂其泽,御(应为卸)任时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,只好留居睢县城南门外傅隅台(应为首)。见《睢州志》。”

此段引用我的文章,多有不适。一是《辞源》中《历代建元表》上为:成帝咸和(326-334年),而传松却划为他自编表的209-306年范围为57世。而篡公为56世,篡公的儿子为弘毅、弘毅的儿子为绍明、绍芳,浑公的父亲为绍芳,故浑公应为59世。二是《睢县志》原文:“州官名宦,晋,傅浑,咸和中为襄邑令,江革颂之云:乃冰其清,乃玉其白;云抗其高,雨垂其泽;君有遣爱,民有遗思,官至豫州刺史。”三是汝弼在《睢阳傅氏家谱自序》中说:“说公居太原府平陆县,居数十世,至汉时,又迁居江西建昌府瑞州之地,又数十世,至晋时,而生浑公,字清洁,由举人及进士,任襄邑令,惠政多端,颂碑在道,因仕囊无余资不能旋里,遂寄居旧城南关即傅隅首是也。”四是《睢阳傅氏家谱》中,有傅浑赞有像,并有江革题诗四句及签章手印。五是傅浑曾被睢县“名宦祠”列第一名。你在引用我的材料时,要尽量不出差错,否则会造成以讹传讹。比如旧城南关傅隅首,不可用南门外傅隅首。因凤凰三展翅(传说)实际由黄河淹没三次,现南关并没有傅隅首,此地点现在三次迁城后的城内。就傅浑资料现有的考证,我认为还是选用第一手资料为好。如重庆《傅氏族谱》中载有傅浑的资料,在引用江革的四句诗时就有三句不同“乃冰其清,乃玉其洁(白),云抗(风扶)其高,雨(云)垂其泽)”。

(十)对傅尧俞的定位问题

对尧俞公的定位有两种不同的意见:一是《闽西傅氏族谱》把他定位于73世;二是湖北傅传松把他定位于81世。据尧俞公的生卒时间(生于宋仁宗赵桢景佑二年乙亥岁,公元1035年,卒于哲宗元佑6年,即公元1091年)。先后任职为宋仁宗嘉佑8年为监察御史,英宗时任殿中待御史,神宗熙宁时任京师,哲宗时为御史中丞。卒后哲宗与太后哭丧赞:“傅侍郎清直一节始终不变,真金玉君子也!”赠银青光禄大夫。雍曰:“钦之清而不耀,直而不激,勇而能温,是为难尔!”我认为,无论从生卒朝代,所任官职,或以代距检验,都应以73世较为符合历史实际。

(十一)河南睢县的傅氏源流世系问题

河南睢县的傅氏源流世系,源于晋朝的傅浑,《睢阳傅氏家谱》中和《睢县志》中均有记载。因原谱失传,至今无接代可考。因在平岗镇索桥村发现了400多年前的《墓志铭》,记述了自傅可威公(约1320年生),避元兵自登封来睢县的经过,及完整10代人的繁衍生息情况。至今,可威公后已有25代,由于浑公的定位睢县断代问题自然就解决了。又经过我编制的《中华傅氏通谱基本框架-傅氏历代名人血缘关系图谱》,使睢县的脉系更臻完善。可以作为中华傅姓繁衍播迁的重要一支载入《通谱》。根据多种史料绘制的这个图谱,是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。这一框架简而不繁,形成一表制更一目了然。这不仅是对《通谱》的一种创新,也是全傅族各宗支脉系相衔接的可靠依据。

睢县源流世系如何与《通谱》对接?一是以傅浑为傅说的59代孙。我县发掘出的《墓志铭》,是可威公8世孙傅性敏(明朝隆庆戊辰进士,继父傅岩为知府。任陕西苑马寺少卿兼按察司佥事)亲自撰写的《墓志铭》碑文。傅性敏以下又有17代,故傅性敏前后共有傅说的(59+39+17)115代。二是以傅可威与傅友德为同一时代的人,傅友德生于1326年,殁于1394年。而傅可威于明朝“洪武初徙睢县平岗社索桥村”,其生时间应为元末1320年前,若寿70多岁,则应卒于1390年以后,正与傅友德同一时代。如果世代相同,友德公为傅说的90代孙,故傅可威也应为傅说的90代,可威公后至今已有25代,所以睢县宗支也应是说公的(90+25)115代。两种与《通谱》对接方法,效果完全一致。

(注:傅浑在成帝咸和(326-334年)年间为襄邑(睢县)令,距今已有600多年。而性敏公立《墓志铭》为1592年,距今407年,二者相差1185年,若用30年左右代距检验,应为39代。因此原谱中说性敏公为浑公的12代孙的说法显然不能成立,应以39代为准。傅岩为浑公的72代孙的说法,更是离谱,因傅性敏是岩公的儿子。傅浑和傅性敏的资料,详见《睢州志》和《睢州傅氏家谱》中《明知府岩公家传》及《傅性敏传》。)

(十二)研究成果载入《通谱》问题

传松说:“这本《中华傅氏共祖世系谱》,如果经过大家讨论修改完善,最终得到确认,特作为我们全族的共同研究成果,载入《通谱》。”我个人意见,你一人的研究成果,怎么能作为全族的研究成果呢?一是全族700万人怎么会都参与研究这种成果呢?这太不符合实际情况了。二是许多支系来电反应说,你推论的缺代,并不符合他们支系的实际情况,缺几代找不到人,那不是增加当代人更大更多的存疑问题吗 !三是在你的文章中,有许多不适之词,如“源流世系,多数是相互传抄的”,“张冠李戴的现象比比皆是”,“妄攀冒引、遥牵强附,为人所不屑,诬其祖也”,“世次混乱,真假兼容”,“相互传抄,以讹传讹”,“以假乱真”……这如果载入《通谱》,不仅本族人看了会有意见,世人看了《通谱》对一个大姓傅族原来的谱谍会有什么样的评价呢?我说,对过去的谱谍应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,褒贬适度,不可过分。

(十三)编篡《通谱》的办事机构设何地点为好

办事机构设在什么地点呢?

这本来是很好决议的事,可偏偏成了一些人争议的热点。有人主张设贵州贵阳,有人主张设江西鹰潭,也有人想设在湖北武汉……一个西南,一个东南,都在长江以南,交通不方便,只有利提高个人的威望,而忘掉了老祖宗的尊严。如果我提出在河南安阳修《通谱》,那是傅说曾在殷商(现在的安阳)工作59年的地方,不更有理由吗?对这样的大事,我们不能只考虑一己的得失!孔家的家谱是在孔庙修的,最后一次用了七年,把印刷厂都搬进去了。郑氏的家谱是不久前在他们的始祖所在地河南新郑